云展览、云考古、全景博物馆…… 疫情期间，各种数字化文博项目琳琅满目。借助数字化技术，博物馆方寸之地被无限放大，一场场文博盛宴触手可及。可以看到，疫情期间中国博物馆在 表现可圈可点。中国现代博物馆的起步从南通博物苑算起，才刚过一百年，随着数字化浪潮不断推进，我们又要注意哪些问题？
文 | 晓鹏 （河南文化产业智库助理研究员）
01
“数字化”放大博物馆枢纽功能
博物馆从未有今天这样的知名度。 近公布的2021年第二季度中博热搜榜单显示，故宫、国博、三星堆博物馆、苏州博物馆以及河南博物院排名前五，不少博物馆已收获数十亿流量。
这些博物馆不仅展陈出色，而且在互联网“出圈”。如河南博物院凭借《唐宫夜宴》《博物馆奇妙夜》等爆款节目赢得关注，三星堆博物馆因重大考古发现，频繁出现在社交媒体上。
为什么原本小众的文物和博物馆近年来如此火爆？
有政策原因，如更加强调文化自信、出台博物馆建设指导意见。更重要的是，如今中国拥有规模大、覆盖面广的互联网基建，民众获取文博知识的可及性提高，博物馆价值得以被放大、被传播、被接受。
其中一个例子是，2019年因为巴黎圣母院的一场大火，无数法国人走向街头为这座建筑祈祷，一些市民拉着小提琴，泪流满面。
数据显示，卢浮宫闭馆期间，其网站访问量增加了十倍，欧洲有40%的博物馆的线上访问量增加了10%-150%。
正是博物馆，给疫情期间撕裂的社会带来了弥补的可能。
不得不承认，在西方一些发达国家，博物馆已成为一座城市、甚至区域的文化中枢，人们会因为一座博物馆去一座城，也会因为博物馆感受到城市的肌理，城市也因人流聚集，汇聚更强的内生动力，形成独特的城市气质。
而进入所谓“后疫情时代“，博物馆们将不得不思考借助数字化，如何让人与文化、人与人、人与这座城市和谐共创。
02
不止云端，打开文化认知的全新方式
逛博物馆是体力活，学者吉尔曼曾提出“博物馆疲劳”概念：随着体力耗竭，游客注意力或兴趣减少。换句话说，对游客来说，后面的展览是无效的。
从这一点看，数字化技术突破时间空间限制，不仅把“无效的展览”等资源利用起来，而且随着受众规模扩大，无论对于技术提供方还是游客，其成本都会显著降低。
数据显示，2020年末有3500余家博物馆开放了数字地图，346万件可移动文物被采集了数据信息， 以各种形式上线的数字展览就超过2000个。
至此我们可以勾勒数字文博的大体样貌，即博物馆展览与藏品的数字化复制，用到的技术有VR、AR、3D以及直播等。
然而，“没有人的博物馆，也是一堆华丽的废墟”，数字化时代，博物馆要转变以藏品为中心的理念，把精力放到人的体验上来。这其中，文博资源可及性只是基础，更重要的是，要帮助游客主动地而非被迫地了解文化。
如在文博资源可及性方面，北京故宫实现了全部186万余件/套院藏文物目录实时检索，一些重要文物还可以实现高清影像的无极缩放。但其实，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早在2017年就开放了37.5万件藏品高清图像资源，大英博物馆也开放190万张文物图像下载。
在数字化游览的体验感方面，故宫开发了APP、小程序，一部手机即可轻松游览故宫。
故宫数字文物库网页
实际上，从神庙、祭坛到如今的城市文化枢纽，博物馆不断变得平等多元，而数字化技术正是在增强体验的同时，无形中承担构筑国家认同、延续文脉的作用，那么由此产生的问题就是，博物馆中的文化，谁来解释？
03
新旧基建加持，中国数字文博更应注重在地化
自2008年至今，我国每年新增大约230座博物馆，平均每年进行2.5万至3万个展览，与此对应的是超过10亿人次的博物馆浏览量。
城市规划者明显看到了经济效用。如北京提出建设“博物馆之城”，洛阳提出建设“博物馆之都”，郑州则提出三年谋划各类博物馆100家以上。
有不断开建的实体博物馆支撑，中国文博数字化进程发展迅猛，多数博物馆开设了“双微一抖”，不少博物馆网络商店也走向轨道。
此外在政策引导层面，2020年11月，文旅部《关于推动数字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》，意见不仅提出要推进文化产业“上云用数赋智”，还专门提出要打造一批博物馆、美术馆数字化展示示范项目。
近年来，数字文博领域已有多个爆款，如数字故宫、数字敦煌以及《唐宫夜宴》等文化节目。
当然，国外起步更早、体系也更完备。
如早在2011年，Google就提出了“Google艺术计划”，后来演变成了Google Arts & Culture（谷歌艺术与文化），其使命概括起来就是：让博物馆“在线”。
疫情期间，谷歌这个项目在 范围内聚合了2500余家博物馆、美术馆、歌剧院的虚拟导览服务，还提供了利用艺术品再创作的玩法。
谷歌艺术与文化 app
然而，博物馆是一个地域甚至一个民族的文化集中展示地。某种程度说，技术是内容的一部分，或者说技术驱动的背后，实际是一种价值观驱动，因此中国文博数字化，应当对一家独大的垄断企业保持警惕。
例如，美国家庭互联网普及率近90%，而整个非洲大陆互联网普及率不到30%。这种“数字鸿沟”不仅不利于在地居民了解自身文化，更因为所谓数字文博的技术提供哲是西方，当地文化的对外解释权被“剥夺”，长此以往，文化传承将变得岌岌可危，这已引起博物馆学界的普遍关注。
如今，博物馆热在中国方兴未艾，生态博物馆、大遗址博物馆等理念在中国深入实践，中国特色的博物馆理论研究体系正在逐步构建。
在数字文博领域，尽管一些博物馆有着积极的态度，但效果却不好，如项目完全外包给技术公司，缺乏内容的审核、把关，抑或是完全由第三方主导文化挖掘、再创、传播的基调，从而丧失特色，而一些博物馆却由于体制机制的原因，根本没有预算、也没有动力投入数字文博项目。
应当看到，在文博数字化进程中，我们应当看到技术的巨大作用，要勇于突破体制机制的障碍，拥抱数字化带来的变革。然而更重要的是，还应当坚守技术中立的原则，努力做到文化内容的解释让在地的角色来承担。
例如，在数字文博项目中，牢牢坚守“文化解释权”阵地，不能“反主为客”。还需加强引导宣传、理论研究，让专家学者、博物馆馆长、讲解员、本地文博爱好者更好地发挥自己的力量，参与数字文博进程中去，一同维护文化的多样性。
结语
实际上，无论是数字化、智慧化抑或虚拟化，这都是博物馆在技术的影响下不断迭代的面貌，这个面貌 终往何处发展，没人能够真正说清楚，恰如国际博协的slogan：“museums have no borders, they have anetwork”
正是在这种不确定性下，文物与博物馆的数字化进程才得以大胆跃进，而这一切围绕的核心，就是人与文化、人与人、人与在地社区的共生共创。
所以，我们不得不考虑围绕一座博物馆，如何构建一个城市、一个社区的文化生态，这包括人们如何认识与传播自身的文化，更包括文化政策的制定者，如何看待博物馆与城市的关系。
这个问题，则需要实践来回答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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